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原副关长卖房一波三折，背后隐藏贿赂交易，将她送上法庭

文/陈刚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份判决书显示，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原副关长朱春霞贿赂案的许多细节颇具戏剧性。最大金主借买房之名送出200万元“定金”，最后又因自己被限制出境而主动索还被“没收”的定金……

房产交易一波三折

朱春霞受贿案中最大的金主是昆山华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总经理秦鹏。秦鹏及其下属公司负责人钱文明在2011年至2016年间陆续向朱春霞贿送人民币280万元、购物卡1.5万元，占了朱春霞全部收受金额九成以上。

2007年起，秦鹏的企业陆续得到朱春霞的关照。在2007年至2016年10年间，朱春霞利用其在苏州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苏州工业园区海关等任职的职务便利，多次为该公司在信息系统推广、业务支持等方面谋取利益。

2011年1月，朱春霞手中有一套二手房想要出售，她想到了秦鹏，试探地问秦鹏是否愿意买。朱春霞一开始并没有要秦鹏行贿的意思，只是想让他买下自己的这套房子，而秦鹏虽然对这套房子并不感兴趣，却由此萌生了借机向朱春霞送好处的想法。

接下来，这个因官员卖房引发的贿赂交易，就像一部精彩的剧本，情节跌宕起伏，悬念重重。

朱春霞的房子开价380万元，这个价格已经比她自己掌握的市场价格高出百来万元了，但秦鹏非但不嫌贵，还主动加价，提出按400万元交易。后来两人考虑整数交易比较敏感，最终商定将交易价格定为398万元。

交易过程中，秦鹏还多了个心眼，提出两人为避嫌疑不直接交易，而是找家房屋中介来操办，朱春霞表示同意。“朱春霞是园区海关的，我是做园区海关辖区内业务的，直接交易有利益输送的嫌疑。”秦鹏事后说。然而在中介操办过程中，秦鹏从房屋中介处获悉该套房屋是苏州海关的房子，自己不适合买，便决定以自己情人龙洁的名义买房。

中介按照秦鹏要求草拟好二手房交易合同，交易双方签字确认后，秦鹏便主动支付200万元预付款。然而就在双方等着办手续时，房屋交易出现波折。由于当时苏州已经出台限购政策，龙洁不具备购房资格。从中介处获悉这一消息后，本来就不情愿买这套房屋的秦鹏反而一下子释然了。秦鹏心想由于限购原因未成功交易，这样既不得罪朱春霞，还可以通过把预付款留给朱春霞的方式了却自己向其表示心意的心愿。

秦鹏告诉朱春霞：“由于买方的原因无法购房，付的定金是不用还的。”秦鹏交给朱春霞一张字条，把之前支付的200万元预付款写成买房的定金，并约定如果因为其他原因不能交易的话，卖方可以直接把这笔钱没收，不需退还。

“之所以补这个定金的条子，其实是虚构朱春霞不用还钱的理由，日后万一被调查，她也有辩解的理由。”秦鹏事后说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

尽管如此，朱春霞在此后与秦鹏见面时还多次提到200万元定金的事情，说等卖了房子再将定金归还。“我知道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托词，我说这个钱不要还了，明确送给她了。”秦鹏对朱春霞的话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并称在自己后来与朱春霞的交往过程中，朱春霞不再提这200万元的事了。

2013年的时候，朱春霞以290万元左右的价格将海馨花园的房子卖掉，但并没有把200万元定金还给秦鹏。事实上，除了双方当事人，这200万元“定金”的事再无其他人知道，按说应该就此画上句号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200万元定金之事尘封多年后，居然在2016年被明示不用还钱的秦鹏旧话重提……

2016年8月，秦鹏和龙洁相继准备出境时，均因被边控而无法办理手续。秦鹏联想到五年前的那笔200万元“定金”是通过银行转账的，这样一查就会发现问题，找到症结后，秦鹏决定要回这200万元。

“你的房子卖了没有？我之前向你买房子的200万元预付款，什么时候还给我？”秦鹏见到朱春霞后单刀直入，临走时把自己中国银行卡的复印件丢给了朱春霞。几天后，秦鹏的银行卡陆续收到朱春霞委托他人汇来的200万元。

凭专业知识赚外快

2005年前后，苏州新宁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宁公司”）与苏州海关打交道比较多，申报材料和仓库货物核销都由苏州海关加工贸易处管理，公司负责人袁勋也因此与在海关负责此项工作的朱春霞有了一些交集。

由于朱春霞常年在海关工作，对海关方面的政策比较熟悉，袁勋因此经常向朱春霞请教相关业务知识。为更好地熟悉海关政策，也为表示对朱春霞的感谢，袁勋准备每月向朱春霞支付1万元的顾问费，朱春霞表示同意。袁勋的顾问费一发就是两年多，总共发了27万元。直到2007年7月，当新宁公司不断做大做强，并筹备上市时，袁勋便停止向朱春霞发放顾问费。

“袁勋设立保税仓库时，我是加工贸易监管处的负责人，负责对保税仓库的设立进行初核和日常监管。袁勋希望能与我搞好关系，加上我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他提升了品牌价值。”朱春霞归案后，在供述中道出了袁勋给其顾问费的缘由。

退休前黯然落马

朱春霞于1960年出生，工作后有过多家企业、多家机关及海关多部门的工作经历，原本是个复合型人才，并一度官至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副关长、副调研员（正处级）。

按说即将退休的这几年，本应是朱春霞发挥专业和经验优势，继续发挥余热的时候，然而事与愿违，朱春霞这个曾经的海关副关长，最终还是在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东窗事发，受到查处，未能闯过廉洁自律这一关。2016年11月，朱春霞因涉嫌犯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被逮捕。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2002年至2016年，被告人朱春霞利用其担任苏州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副处长、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司保税业务信息化管理处处长、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副关长等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秦鹏等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0.7万元，并为华东公司等单位谋取利益。

2019年5月20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朱春霞犯受贿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朱春霞不服，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20年3月10日对外公布二审判决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文除被告人外，其余人名均为化名）

抗战亲历者口述（56）秦鹏：失学失业青年招训会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我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奋起，救亡图存。

但是，由于我国积弱，虽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苦战，牵制日寇的进攻，但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局势，直至迁都重庆，南京沦陷。

于是，北方大批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不愿受日寇奴役，就流亡到后方，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行列。

而我就是当时其中的一员，时年28岁。因为我是教师，到达重庆后，就参加教育部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其临时救济组织在江津白沙镇），继而，又被聘为国立九中教职（学校在江津）。

此时，教育部为安置大批从敌后颠沛辗转来到重庆的青年学生，在青木关附近设立了战区学生进修班，由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委温麟、部督学徐则骧直接领导，徐则骧兼任班主任，聘任我为进修班秘书兼教员。

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这个进修班规模庞大，有师生近2000人，办得有声有色，被树为陪都办学的模范。

在日寇的大举进攻下，我国国土大片沦陷，而从敌后投奔后方的青年学生络绎不绝，为数众多。

1941年，重庆当局决定，由中央各部会共同组成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考训练委员会（简称招训会），负责收容、教育、训练、安置战地青年的工作，由陈立夫任主委，温麟任秘书。

为便于战地青年来归，决定以当时的战区为单位设立招训分会，各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分会主委，招训会另聘战区内的知名人士任分会副主委、委员，下设秘书等科室编制。

为了配合各分会工作，教育部开办了战区教育人员讲习班，从全国教育系统中，抽调人员参加学习，我也在其中之列，当时，担任班主任的是教育部次长顾毓秀。

结业时，顾率全班学员晋谒蒋介石，蒋欣然接见，勉励我们做好战区教育工作，完成党国赋予的历史使命，当时，大家人人感到振奋和荣耀。

1942年春，全体学员派赴各战区工作。我被派到鲁、苏、皖、豫边区任界首登记处主任。

界首老街道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边区总司令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我把边区招训分会具体情况简介如下，举一反三，即可观招训会的历史全貌了。

边区分会主委为汤恩伯，副主委为李季谷（北大教授），委员有徐逸樵、刘道元、金仲华、万昌言、杨秀峰、张玉麟（国民党河南省党委）、方宏孝（国民党安徽省党委）、李仙洲（国民党第28集团军总司令）、邱友铮（边区学院训导长）、萧玑等人。

在筹组分会时，我以登记处主任身份与汤恩伯商讨工作，被面派兼分会秘书，并向陈立夫推荐。

陈立夫即加聘我为分会委员兼秘书，并在全委会议上推选为常务委员。委员会下设秘书、招致、训练、会计、总务等科室。

我在该分会工作三四年中，主持日常会务，情况熟悉，记忆犹新。

分会经费除重庆中央政府拨专款外，其余开支如伙食、服装、教学等都列入边区军需项目，原定分会主委由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的用意即在此，否则，重庆当局无力负担。

当时，平汉铁路已为敌占，只有漯河站上下数十里地段为汤恩伯军据守，与地处四省边区的河南界首、安徽临泉连成一片，成为边区军民、商旅通往大后方的咽喉要道。

界首是京（南京）、沪、徐、蚌沦陷区来归后方者的必经之地，这里人才济济，物资丰富，被选为会址后，为广大战地青年做好接待工作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此前，界首原有教育部战区学生登记处，与分会联合办公，相互配合，凡来自敌后的青年须先在登记处办理登记手续，经审查合格后，方可转交分会，酌情安置。

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分会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在界首开设的青年接待所，每日登记战地青年数百名，根据其本人意愿，愿到后方者，签发证明，有困难者，资助路费，需就业就学者，安置就业就学；

我们在界首，先后设立学生进修班及各类学校如中学、师范、学院等，以适应紧迫局势。在学习训练期间，学生进行劳动，开展抗战救亡宣传，唱抗战歌，演救亡戏，结束后，分赴各行各业，或参军参战。

数年间，在这里，经边区分会接待的战地青年约10万人，温暖和激励了青年的爱国心，增强了抗战力量。

我还记得，由于区分会因成绩突出，得到陈立夫的表扬，值得一提的是，经招训的青年有的取道西安或其他途径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当然，这就不是陈立夫所要表扬的。

在分会工作的推动下，边区将领也纷纷在驻地办学，安置各自家乡的青年。

副总司令沈克（河北人）、李仙洲（山东人），第19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江苏人）他们这三人，各办了一所中学，这些学校地域观念浓厚，凡家乡青年学生来者不拒，人满为患。

李、王两位将军曾邀请我到他们总部做客，商谈青年安置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王仲廉特派顾锡九（顾祝同的堂弟），亲临我寓所，邀请我同至安徽太和。

在那里，我受到王仲廉夫妇的热情款待，他们关怀青年，更让人感到钦佩，汤恩伯是高级将领，在河南叶县也创办边区学院，不限一隅招收青年就读，其规模宏伟，大气磅礴，受到重庆当局的表扬。

地处豫、皖、鄂边区，位于大别山中的立煌县（现金寨县），是安徽的战时省会，重庆政府派桂系将领李品仙为省主席，他拥有军队数万之众，与敌伪省会蚌埠对峙。

李品仙倚仗崇山峻岭，屏嶂重叠，感到高枕无忧，因而疏于防范。结果，1942年春节期间，日寇2000余人轻装偷袭，窜至立煌，沿途纵火而去，民舍、机关、学校化成一片灰烬，特别是学校，短时内难以复课，广大师生面临困境。

陈立夫闻讯后，由重庆电汇60万元，指定我以分会名义，到立煌会同皖教育厅协商救济事宜。

在立煌期间，我亲赴各校考察实况，会见有关人士，了解日寇窜扰经过，无不为立煌当局贪生怕死、不加抵抗，致使日寇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境而痛心疾首，喟然叹惜。

从立煌回到边区后，有一事使我毕生难忘。在参加汤恩伯召集的高级会议上，我汇报了立煌之行。汤勃然大怒，声色俱厉，言称不再管招训分会了。

当时，我很诧异，理直气壮地阐明了立场，并亮出陈立夫的指示，汤转怒为笑，表演了一幕极富戏剧性的惊险场面。

会后，据左右透露：汤、李素有矛盾，对于立煌被袭，汤幸灾乐祸，对于我去立煌怀有嫉恨，若非中央的关系，我有杀头之祸。

由此可见，国民党内部争名夺利，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各霸一方，岂能不土崩瓦解？

1944年，抗战局势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高潮，中、苏、英、美、法等同盟国向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猛烈反攻，我国组建青年远征军。

远征军急需知识青年应征入伍，更需要翻译人员，招训会电令边区分会大量招致，选择外语专业青年送渝。在界首，经登记合格者有40名，我亲自护送他们，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培训。

赴渝途经河南叶县，我见到汤恩伯，汇报工作，汤表示满意，汤预测，认为日寇将在中原发动攻势，平汉路漯河地带为第一目标。

果不出其所料，在我赴渝途中，战事爆发，到渝后接近尾声，汤恩伯却一败涂地，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遭到全国人民的严厉谴责。

漯河站已被敌占，边区处于敌后，招训分会再无存在条件。于是，我在重庆签呈陈立夫，建议边区分会迁至平汉路西，经研究批准，迁豫西淅川县。

我立即电告界首分会，积极准备迁徙事宜（时副主委李季谷仍在界首），同时，我由渝星夜奔赴淅川，筹划一切，并到陕西西平县清油河镇见汤恩伯，请求他鼎力支持。

汤恩伯隐居在深山丛林中的某祠堂里，确有忏悔、抑郁、痛苦之情，交谈中，涉及招训分会之事，他一再推辞，表示无能为力。

我遂请他赐亲笔横幅一帧留念，然后告辞，时值界首千余员生已偷越铁路到达淅川，食宿问题亟待解决，而向地方借粮殊多困难。

我闻得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峤将由驻地陕西龙驹寨到距离淅川约百里的西峡口视察防务，遂决定前往西峡口见郭，解决困难。

我到达西峡口时，郭寄峤的专车已经开动，我与郭素不相识，拦截军车，有行刺之嫌。但是，我想机不可失，便置生死于度外，冒险截车。

幸亏郭命令停车，听取陈述，并在车前作指示，着重指出，此地已属前线，非久留之地，界首分会人员应立即起程到西安，与第一战区招训分会合并，详情另行电告。

两日之后，我接到一份电报，一切要求均有具体答复，边区分会立即迁抵西安，办理合并手续后，1945年春，我赴渝述职，边区招训分会则宣告解散。

总之，抗战期间，边区招训分会在艰苦的条件下招致接待了10万青年，输送到大后方及进行教育训练，由此推知，全国各战区招训了百万青年，虽不算什么丰功伟绩，也鲜为人知。

但是，它在国难时期尽可能地让战地失学失业青年得以继续学习和继承祖国文化传统，走上工作岗位，还有的直接参加抗日战争，有的献身于人民革命事业，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因此，是值得记载于抗战史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