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效力+自掏腰包挽救母队 这位波兰老将诠释忠义真谛
今年一月的一天，在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以南车程40分钟处的克拉科夫维斯瓦队训练场内，泥泞黢黑的土壤已被冻到凝结起来。即便如此，几百名球迷步行穿过雪地，去迎接雅各布·布瓦什奇科夫斯基（后文简称为库巴）回家。
这位33岁的老将曾参加过不少重大赛事，比如2013年欧冠决赛。除此之外，他还曾代表波兰国家队征战了两届欧洲杯和一届世界杯。
但在那个下午，库巴要代表的球队是波兰最负盛名的球队——克拉科夫维斯瓦出战一场热身赛。这是他当年成名的球队，在2007年签约多特蒙德时，他承诺有朝一日定会归来。
不过，库巴这次回归不是为了轻松挂靴，更不是为了捞金。相反，库巴自掏腰包希望能帮助俱乐部度过难关。
克拉科夫维斯瓦的辉煌历史被一系列奇葩事件所玷污，先是被足球流氓收购后吞噬所剩无几的财产，随后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神秘外国投资人，在拿走了俱乐部的所有权文件后，一个子儿没付就失踪了。
这家俱乐部的问题已积攒了多年。到了2016年，当球队的长期拥有者博古斯瓦·楚皮埃决定卖掉俱乐部时，他们的衰败开始加速。
克拉科夫维斯瓦市立足球场，球队曾在这里赢下八座联赛冠军
楚皮埃是波兰后共产主义时代最成功的商人之一，通过创立的有线电视公司Tele-Fonika，他赚得了数百万美元。1997年，他入股克拉科夫维斯瓦，在他的掌舵下，俱乐部不仅摆脱债务，更是八次问鼎波兰联赛冠军。但楚皮埃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于是2016年将这家处于亏损的俱乐部出售给了当地一位买家。
这位买家很快将俱乐部转手卖给了维斯瓦体育协会，这是一个受球迷拥戴的伞形组织，并已控制了克拉科夫维斯瓦的其他运动队。但事实证明，这个接盘侠也没什么钱。“仅仅一个月后，球迷们出价1兹罗提（约合25便士）的价格把俱乐部买回来了。 ”据波兰体育日报的记者米哈尔·特雷拉说。
在一个外来超级富豪垄断足球圈的年代，这宗将话语权还给球迷的交易本让人眼前一亮。但在克拉科夫维斯瓦，俱乐部的控制权被转移到一个名为“鲨鱼”的足球流氓组织。
“几乎每家波兰俱乐部都有足球流氓问题，”波兰电视网络TVN的调查记者西蒙·雅德扎克说，“但在维斯瓦，流氓主宰着俱乐部。”
在克拉科夫维斯瓦俱乐部的大楼内，有属于流氓组织“鲨鱼”的涂鸦。
“鲨鱼”组织在俱乐部大楼的涂鸦墙
来自“鲨鱼”的流氓球迷不仅在克拉科夫的主场横行霸道，2015年，该组织的成员还被拍到在罗马观看罗马与拉齐奥的德比时行纳粹礼，并登上报纸头版。
“鲨鱼”幕后的领导人叫帕维尔·米哈尔斯基，此人更非善茬。1998年，在克拉科夫维斯瓦主场与帕尔马的欧洲联盟杯上，当时坐在看台上的米哈尔斯基向帕尔马球星迪诺·巴乔扔了一把刀 ，并击中了巴乔的脑袋，事后，巴乔的头缝了5针，克拉科夫维斯瓦则被欧足联逐出欧战，而米哈尔斯基被判六年半监禁。
通过维斯瓦体育协会以及两名与“鲨鱼”组织关系密切的人揭露，米哈尔斯基遥控操纵着克拉科夫维斯瓦。对于他和“鲨鱼”组织而言，这家俱乐部就是一台“提款机”，从球场保洁到赛刊制作，他们全部外包给自己人，并从中牟利。
俱乐部球迷商店内印有“鲨鱼”标志的商品
连俱乐部主席玛泽娜·萨拉帕塔都是“鲨鱼”组织安插在俱乐部的亲信。
不过，2018年，警方向米哈尔斯基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领导一个犯罪集团，并参与毒品交易。此后不久，波兰中情局展开了一系列突袭行动，逮捕了数十名“鲨鱼”组织的足球流氓，米哈尔斯基在闻风后也逃离海外。
自从波兰记者雅德扎克对于克拉科夫维斯瓦的新闻调查在去年9月曝光后，就是压垮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相关高层纷纷辞职，当地市政府则要求波兰足协把拖欠俱乐部的款项汇给他们，用来偿还逾期未付的球场租金。不久后，米哈尔斯基在意大利被捕。
俱乐部前主席萨拉帕塔没有回复《纽约时报》的电话或短信，但接受了一家波兰博彩公司旗下网站的采访，该公司也是俱乐部的赞助商之一。在那段采访中，萨拉帕塔否认了所有指控。
由于足球流氓被捕的视频片段被播出，加上中情局对于维斯瓦体育协会的搜查持续进行，使得俱乐部很难吸引到新的投资者，被欠薪的球员也只好与其他债主站在同一阵线。
毫无疑问，这家俱乐部需要一位救星。
去年12月，他们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位法裔柬埔寨商人凡纳·李抛出橄榄枝，他声称曾和曼城谈判，还拥有纽约城、横滨水手、布拉格斯拉维亚以及阿根廷和巴西俱乐部的股份。他表示将收购克拉科夫维斯瓦60%的股份，其余股份将归英国投资公司Noble Capital Partners所有，该公司的代表是来自瑞典的商人马茨·哈特灵。据报道，这笔收购总额为1200万兹罗提（320万美元）。
不久后，凡纳·李来到克拉科夫观看了一场比赛，并开始会见俱乐部相关人士。但除了凡纳·李的名字和投资承诺，俱乐部对这位投资人一无所知。
“我见过凡纳·李，他是真实存在的人，”俱乐部官员拉法尔·魏斯洛基说。“他有身份证明，我见过的，一个法国身份证。”
凡纳·李
12月21日，凡纳·李、魏斯洛基和其他俱乐部官员一同目睹了克拉科夫维斯瓦0：1不敌波兹南莱赫的比赛。这是冬歇期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尽管深陷危机，但克拉科夫维斯瓦依然能排在波兰联赛16支球队中的第8位。
据魏斯洛基回忆，凡纳·李认为比赛的质量不高，但他的谈吐让人觉得是深谙如何管理一家俱乐部的。“哪怕我问他刁钻的问题，他也都能答上来。”魏斯洛基说。
但有些俱乐部人士还是不踏实，他们后来表示，这一位自称“柬埔寨王室成员后裔”的成功商人，竟然坐廉价航空班机来到克拉科夫。
但由于情势所迫，他们无暇顾及太多。双方很快就签署了收购合同。
凡纳·李（左）在球场包厢内
眼看债务偿还限期将至，但新老板一直没把钱汇过来。起初，凡纳·李告诉俱乐部官员，在前往卢森堡的银行转账的途中，他的手机被偷了。随后，他又声称自己在飞往纽约的私人飞机上心脏病发作。
自此，凡纳·李消失了。 尽管《纽约时报》多次尝试用电邮和电话联络他，但都没有回复。《纽约时报》也试图联系了另一位投资人哈特灵，后者在挂断电话后，回了封只有一句话的电邮：“李是一名罪犯，他将受到相应的起诉。”
记者还试图联系中间人亚当·彼得洛斯基，此人是球员经纪人，曾短暂担任维斯瓦俱乐部主席，也正是他将凡纳·李和哈特灵引荐给维斯瓦俱乐部。在事发后，皮特罗斯基在短信中只回复了一个表情：一张有着皮诺曹鼻子的悲伤面孔。
那时，克拉科夫维斯瓦面临着比投资人失踪更大的麻烦。欧洲联赛的冬季转会窗口在1月1日开启，由于俱乐部糟糕的财务状况，遭欠薪球员急于离开球队，连俱乐部的联赛参赛资格都岌岌可危，俱乐部只有几周的时间来稳定局面。
魏斯洛基被任命为俱乐部新主席，而库巴在沃尔夫斯堡成为边缘人后表示会考虑回归。今年一月，他和另外两位投资者为俱乐部提供一笔至关重要的资金，用来支付球队欠下的工资。 尽管如此，他还是推迟了加盟时间，直到克拉科夫维斯瓦重获参赛资格。
最终，克拉科夫维斯瓦在一月内放走了八名球员，但库巴与合伙人的注资，以及能与这位在波兰备受尊敬的球员并肩踢球的愿望，阻止了进一步的球员流失。
“库巴让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让俱乐部重回伟大，”魏斯洛基说。
在首场热身赛的仅仅几天后，库巴再次出现在米赛尼斯冰冷的球场上，一大群球迷都在呼唤他的名字。尽管克拉科夫维斯瓦又一次以2-3的比分失利，但球迷们蜂拥着堵在训练场的入口处，希望与库巴合影。
在下半场进行时，场边开始弥漫着流言，维斯瓦最紧迫的危机已经结束：波兰足协恢复了球队的参赛资格，允许它们出售剩余比赛的门票。魏斯洛基则宣布将俱乐部5%的股份出售给球迷，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俱乐部筹集了400万兹罗提（略高于100万美元）。
于是库巴签署了合约，由于波兰足协规定，职业球员不允许无偿效力，因此库巴每月只领取500兹罗提（约合130美元）的最低工资，并且承诺将这笔钱捐给儿童慈善机构。
2月11日，克拉科夫维斯瓦客战扎布热矿工的比赛，库巴完成了他回归后的处子秀。一周后，他们回到主场，有21,289名球迷来到现场观战，库巴不负众望，打进一粒点球并为球队拿下了一场胜利。
但克拉科夫维斯瓦依然需要寻找新的投资人，否则下赛季肯定无法拿到参赛资格。
去年夏天上任的主帅——前波兰国脚斯托拉奇克虽然不了解俱乐部的所有危机，但他也见过凡纳·李，在他看来：“波兰媒体过分解读了李的豪言壮语。”
“他们说我们将成为波兰的曼城！”斯托拉奇克笑着说。“但我想说的是，球队内部连投资人承诺的一个字都不相信。”
斯托拉奇
他现在唯一关心的是下赛季，能迎来波兰最好的球员之一显然是意外之喜。他表示，他已经看到了库巴的影响力。
斯托拉奇克说：“所有人都会关注他，谈论他，所有对手都会试图阻止他。我们的任务是尽力保护他。”
在回归后的首个主场比赛结束后，库巴在球场上停留了很久，他似乎并不需要保护，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为递给他的每一件球衣签名，并满足每一位球迷的合影愿望。
库巴的存在，是父母们愿意在凛冽寒冬里带孩子看球的原因。而这位波兰传奇，也是克拉科夫球迷重拾希望的原因。
“我们都爱库巴，”一位球迷说，
“库巴是我们的英雄。”
特稿｜内战结束10年后，“印度洋珍珠”的至暗时刻
【编者按】
斯里兰卡复活节系列爆炸留下的恐慌和不安仍未褪去。
随着信息越来越多地被披露出来，疑问却似乎不减反增：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IS）已经宣布负责，但为什么所有的自杀式炸弹似乎都是当地人？为什么极端暴力事件会发生在穆斯林人口只有不足10%的斯里兰卡？为什么大多数“人弹”或“家世显赫”或“留学海外”，看上去家庭幸福而美满？为什么外国情报机构早早提供了内容详细的预警，却最终未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通过广泛采访、调查和梳理，本文试图将爆炸事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国际和宗教背景下加以还原，希冀能触及事故发生背后更大视野下的偶然和必然因素。
斯里兰卡香料大亨易卜拉欣的家，他的两个儿子参与了4月21日自杀式爆炸。本文图片均由特约撰稿萧李提供
年逾七旬的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经历过自己国家最苦难的日子——近30年内战中数以万计的平民惨遭杀害，但在有生之年也赶上了难得的好光景，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军击败泰米尔猛虎组织宣布内战结束以来，这位对生产胡椒粉、辣椒面不知疲倦的老人成为了这个人口约2000万岛国最大的香料出口商之一。
“他是香料商人，超级有钱。”30多岁的当地人Sanjeewa说，指了指不远处一幢三层楼高的白色别墅，他的办公地点和易卜拉欣家的房子仅一栋房子之隔，“你看见那辆宝马车了吗？那就是他们家的。”
别墅位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Dematagoda区的马哈维拉花园，周围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四周绿树成荫。与首都其他地方的喧闹相比，这是一片闹中取静之地。
一周多以前，还很难有人会将眼前这片整洁而略显奢华的高档住宅区与“人肉炸弹”、“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我根本想象不到，他们会做这种事情。”曾与易卜拉欣在楼下简单打过招呼的Sanjeewa言语中透露着不解。
从上世纪60年代一个没读过书的穷小子，不名一文搭公交到首都“闯天下”，从干厨子到做小贩卖洋葱，再到一年向印度出口2000万磅辣椒的“香料大亨”，出任科伦坡贸易商协会主席，并曾被前总统称为“为国家提供了出色的服务”…… 易卜拉欣个人的一生，如同自己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抓住十年宝贵的和平时期实现平均5.8%（世界银行数据）的增长一般，实现了质的改观。
不过，如今，膝下已有6个儿子、3个女儿的易卜拉欣不得不站到另一个人生转折点上，爆炸发生后，因涉嫌教唆和帮助两个儿子发动自杀式袭击而被警方带走。
这个富有的斯里兰卡穆斯林家庭的意外“变故”，对于曾经常年陷于内战而民族和解之路仍在艰难探索的南亚岛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4月26日，斯里兰卡军警在圣安东尼教堂附近街道持枪警卫。
“拥有想要的一切”
2019年4月21日星期天，科伦坡上空晴朗无云，当天是基督教传统的复活节。
一些趁着假期出游的西方游客，让市中心的豪华五星级肉桂大酒店比往常更为热闹。
早晨9时许，正是酒店住客在The Taprobane餐厅享用早餐的高峰时间段，西装笔挺的服务人员忙碌地穿梭于席间，为客人们提供周到的服务。
9时12分08秒，35岁的英沙夫·艾哈迈德·易卜拉欣（Inshaf Ibrahim，也有说法是33岁或38岁）出现在了自助餐厅一台监控录像机的镜头中。画面中的英沙夫背对镜头，皮肤黝黑的他身穿一件白色短袖Polo衫，背上的双肩包浅灰色与黑色相间，看上去鼓鼓的。
英沙夫环视左右，低着头两度进进退退，显得犹豫不决，之后立定，还是将双手伸向了腹部……镜头画面在此时被切断。
从出现在餐厅到自我引爆，整个过程前后不过数十秒，造成另外20人当场丧生。
尽管家就在科伦坡，英沙夫仍提前一晚入住了这家豪华酒店。根据第三方预定平台显示，入住肉桂大酒店一晚的价格在近1000至5000元人民币之间。
前台登记时，英沙夫报了假名“穆罕默德·阿扎姆·穆罕默德”和一个假的常住地址，谎称自己来首都出差。
“他原本是一个成功的人，拥有想要的一切，”英沙夫的姐夫阿什汗（Ashkhan Alamdeen）在事发后向媒体透露。
英沙夫出生在斯里兰卡的康提市，内战期间被猛虎组织试图炸毁的佛牙庙就位于该市。他后来毕业于科伦坡一所久负盛名的学院。在校期间，他的绰号是Kudda，即粉末之意，一个对他家族香料生意红火的亲切暗示。
英沙夫体格健壮。“朋友们说他走得很快，不管他去哪里。”《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中描写道，并找到了一张2016年他和父亲接受政府一位部长嘉奖时的照片，这是斯里兰卡政府授予易卜拉欣家的几个奖项之一。照片中，他穿着一套合身的灰色西装，留着小胡子。
老易卜拉欣有意培养大儿子接班，帮他在科伦坡Wellampitiya郊区开了一家铜管厂。铜管厂在其网站上声称一家名为“Ishana Spice”的香料公司是其母公司，两家公司的电话号码甚至都完全相同。Ishana也是易卜拉欣创立的进出口公司的名字。
目前这家工厂的9名员工已被当地警方控制。经初步调查，警方认为这家工厂被用来制造了自杀式炸弹背心，使用的是三过氧化三丙酮炸药，这种炸药破坏力极强。
科伦坡著名的Jami Ul-Alfar清真寺，也叫“红色清真寺”。
《每日镜报》还报道说，英沙夫的工厂从斯里兰卡军方购买了作为“废铜”的空子弹盒。
工厂一名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工人Sarowar说，英沙夫为人和善，不像其他许多老板，平时看上去“冷静而虔诚”，但从来没看到他穿过传统的穆斯林服饰。
在获得炸弹材料后，英沙夫告诉妻子要去赞比亚出差，夫妻俩育有4个孩子。
爆炸发生前1小时，英沙夫还给妻子回电话说，在赞比亚一切都很好，并告诉她“要坚强”。
这并非易卜拉欣家当天引得全球关注的全部。
十多分钟前——当地时间8点57分，英沙夫的弟弟、31岁的伊勒姆·易卜拉欣也在不远处的另一家五星级香格里拉大酒店的走廊上引爆了炸弹。
监控视频显示，伊勒姆与扎赫兰·哈希姆（此人后被斯里兰卡情报机构确定为主谋）背着双肩包乘坐电梯抵达3楼，并先后在餐厅的走廊和“Table One”餐厅引爆了炸弹，33人在爆炸袭击中丧生。
和哥哥相比，弟弟伊勒姆“不是那么聪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显得更加孤僻，《纽约时报》说，他的工作是在几个小时车程外的马塔莱市附近看管一个胡椒家庭农场。
“伊勒姆从未向人们展示过自己的面容。”报道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亲戚的话说，印象中，伊勒姆比家人更虔诚，他的年轻妻子法蒂玛用面纱遮住了她的整个脸，这在斯里兰卡很少见。
在短短20分钟内，包括两家五星级酒店在内，七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了装满强力炸药的背包，重创三家酒店和三座教堂——包括另一家五星级酒店金斯伯里酒店，位于首都的大型天主教堂圣安东尼教堂，以及首都北部海滨小镇尼甘布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和位于该国东海岸拜蒂克洛的锡安福音派教堂，共造成至少253人丧生，震惊世界。
4月26日，圣安东尼教堂前的街道上挂满了悼念遇难者的黑白布条。
由于伊勒姆在入住香格里拉时使用了真实身份证，警方很快就查出了他是谁。几个小时之内，警察们扑向了易卜拉欣的府邸。
一个女人在门口等候着他们，她转身冲上了楼梯。在三个孩子面前，伊勒姆的妻子法蒂玛引爆了自己，杀死了三名警察，以及自己5岁、4岁和9个月大的三个孩子（一说是2名孩子）。《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警方官员说她可能还怀着孕。
70岁的家长易卜拉欣随后被警方带走。大部分相熟的邻里和生意伙伴都觉得为人友善、乐善好施的易卜拉欣对儿子们的计划一无所知，但斯里兰卡警方发言人一度对外表示，正是他们的父亲，涉嫌教唆和帮助儿子们发动自杀式袭击。
“家世显赫”、“留学海外”、“经济独立”，斯里兰卡官方在调查过程中试图拼凑出系列爆炸案件的某些特征，但仍未正式公布全部自杀式袭击者的信息。
不过，媒体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勾勒出的画面已经足以“令人担忧”。
情报失灵了？
在复活节爆炸事件成为全球新闻之际，斯里兰卡多个系统性的情报失误鲜活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斯里兰卡政坛人士开始互相指责，凸显出积累已久的矛盾，可追溯至2018年末的政治危机，甚至早在2015年上一届总统大选期间就埋下了隐患。
4月23日，现任总统西里塞纳要求在24小时内更换国家安全机构的负责人，此后他又要求国防部常务秘书和警察总长辞职，原因是他们没有在袭击发生前三个星期传递印度情报机构发出的三个单独的正式警告。
斯里兰卡卫生、营养与本土医药部长兼政府发言人塞纳拉特纳也对外证实，早在4月4日就有外国情报机构告知斯里兰卡官员相关情报。4月9日，斯里兰卡国防部将此信息转告给斯里兰卡警察总监贾亚孙达拉，并明确指出了“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TJ）是此计划的组织者，还列出了嫌疑人名单。
但彼时，这一本地的极端组织NTJ及其“精神领袖”扎赫兰·哈希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威胁性显然被低估了。扎赫兰在社交网站Facebook和Youtube上运营着支持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IS）的账号，吸引着一小部分追随者。
爆炸发生后两天，IS宣称对复活节袭击事件负责。在该组织发布的一个视频中，扎赫兰与多名蒙面黑衣者一道宣誓效忠该组织，他是唯一不蒙面的成员。
斯里兰卡最早于何时收到情报、收到情报后如何处理，各方存在不同的说法，但4月4日的情报传递时间得到普遍确认。
4月28日，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遇难者家属在墓地悼念死者。
英国《卫报》的消息人士说，这些正式警告是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国的调查员进行了数月的非正式对话之后发出的。恐怖组织网络的细节，包括其领导人和成员的身份等信息，都传递过来了。
4月11日，副警察总长（而非此前法新社报道的警察总长）迪萨纳亚克签署的一份备忘录在安全机构和政府部门中广泛流传，CNN记者看到的文件复印件包含嫌疑人名单。
另有报道称，来自印度的情报甚至具体到NTJ将会对教堂等地点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其他攻击目标还包括旅游景点、酒店和政界人士、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
扎赫兰·哈希姆在斯里兰卡情报机构早有案底。有斯里兰卡安全官员透露说，去年11月，印度情报机构在对疑似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同情者发动的突袭行动及之后的审讯中获取了大量信息。突袭中缴获的大量手机、光盘和U盘钥匙揭示了落网嫌疑人和扎赫兰·哈希姆之间的联系。之后的一次监视行动显示，扎赫兰多次与已知的孟加拉国IS活跃分子联系，还有信息显示，他和阿富汗东部与IS有关的武装分子保持着联系。
“我认为他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威胁，没有足够的人力来追踪他。”斯里兰卡穆斯林协会副主席Hilmy Ahmed说，他的组织三年前就扎赫兰个人向安全官员发出过警告。
斯里兰卡当代社会和宗教问题资深专家、科伦坡大学教授Asanga Tilakaratne证实了这一点，过去4-5年时间里，国内许多组织针对极端伊斯兰组织的行动和活动反复发出警告，“没有逮捕，甚至那些被逮捕的人也被释放了。”他告诉澎湃新闻说。
有媒体披露称，今年1月，斯里兰卡警方就曾突击搜查了NTJ，发现了100公斤军用级炸药，并逮捕了4名嫌犯，但在一名高级别官员施压之后，他们全部获准保释。
政府发言人塞纳拉特纳后来说，外国安全机构在袭击发生前数次发出警告，其中一次警告甚至就在袭击发生的十分钟前发出。
斯里兰卡穆斯林协会副主席Hilmy Ahmed24日也证实，“爆炸发生前10分钟我们被告知，印度情报部门曾表示将发生爆炸……教堂本可以被疏散，至少伤亡人数本可减少。”
不过科伦坡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Nirmal Dewasiri并不认可“情报失败”的说法。“因为很明显的是，他们早就知道这些组织。实际上这类组织是公开的秘密。”他告诉澎湃新闻，“2009年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战争结束前，斯里兰卡情报部门实际上与这些伊斯兰组织存在合作关系，是一种‘同盟关系’。”
但是，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称，自己和政府部长对这些情报并不知情，一些政府高官也出面支持他的说法。
塞纳拉特纳称，总理维克勒马辛哈于去年12月被排除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因此收不到保密的内部安全简报。他还说，即便是袭击发生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仍然拒绝出席总理召集的会议。
斯里兰卡议会领袖、国企发展部长基里埃拉（Lakshman Kiriella）进一步批评说，有一些高级情报官员有意隐藏了相关情报信息，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
他还说，4月4日斯里兰卡方面就收到了印度的信息，4月7日总统西里塞纳就召开了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但这些情报信息没有广泛分享。他还说“有人在控制这些高级情报官员”，“安全委员会在搞政治手段。”
对于这一指责，总统西里塞纳回击说，安全官员收到了来自外国的情报，但没有把有关信息传达给他。他进而直接点名国防部常务秘书费尔南多和警察总长贾亚孙达拉。
各种说法相互打架之际，各方政治力量开始相互攻击。
4月26日，Dawatagaha Jumma 清真寺工作人员悬挂反对极端主义的标语。
这种矛盾可以追溯到4年多前，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出人意料地在选举中与现任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结成联盟，合力终结了本同属一个政党的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长达10年的牢固统治。
然而，分属两大政党的总统和总理的政策矛盾日益凸显，多次发生摩擦。在2018年2月的全国地方选举中，二人各自领导的政党大败，反而是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新建的反对党人民阵线党赢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到10月，西里塞纳在未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突然解除了维克勒马辛哈的总理职务，并任命前总统拉贾帕克萨为新任总理——一时间两位总理并存，政治危机全面爆发。
尽管危机最终以斯里兰卡最高法院裁定为准，拉贾帕克萨12月辞去总理职务，维克勒马辛哈重新出任总理，但政治矛盾已然白热化，政局不确定性增加了，尤其是在2019年末新的一届总统大选即将来临之际。
此次爆炸案进一步暴露出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沟通不力。
相比之下，科伦坡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Dewasiri认为，很明显，这些袭击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协调，背后有一个极其高效的谋划，“他们得选择正确的时间（发动袭击）。”他说。
“在任何其他国家，把事情搞得如此一团糟，整个政府都得辞职。”斯里兰卡反对党、前总统候选人、前陆军参谋长(退役)萨拉赛·丰塞卡事发后在议会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这安全成了一个笑话。”
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弟弟、曾任国防部常任秘书的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更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现任政府的少数族裔政策上，指责其更关心如何赢得斯里兰卡宗教少数群体的选票，却没有采取相应的防范行动。
在斯里兰卡人口中占比不到10%的穆斯林群体，影响不容小觑。他们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在全国各地也都有分布，多从事商业活动，富裕程度相对较高。
“执政联盟和反对党的政治家们对极端伊斯兰组织的所有可疑活动保持沉默，以确保在预计随时举行的选举中获得少数裔伊斯兰民众的选票。”科伦坡大学教授Asanga Tilakaratne抨击说，他认为反对派政治家们也不能免责，“即使是外行也会注意到的极端主义活动，以‘和解’之名忽视了（极端主义），‘和解’一词被完全滥用了。”
民族冲突VS宗教矛盾
自1983年斯里兰卡内战爆发以来，对于斯里兰卡安全局势的关注，更多聚焦在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冲突，穆斯林群体似乎在这个国家悠久而复杂的种族和宗教暴力历史中一直是“缺失的一角”，多年来，这个群体也一直表现温和而克制。
“斯里兰卡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穆斯林和僧伽罗人都没有大的冲突。也正是这段时间，斯里兰卡穆斯林开始建立起自己的集体身份。”中国两位学者任其然和曾嘉慧2018年在实地考察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族群冲突现场后给澎湃新闻的撰稿中写道。
内战中，一些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加入了支持泰米尔人的阵营；而南部的穆斯林，则只想通过与占主要多数的僧伽罗人和平共处，来稳定自己的商业利益，而非提出建立自己政党的需求。其间，他们也一度成为过泰米尔分离主义者的目标。1990年，泰米尔“猛虎组织”袭击了斯里兰卡东部省Kattankudy镇的两座清真寺，造成大约150人死亡。
复活节爆炸案多名“人弹”也来自东部省冲突多发的Kattankudy，幕后主使扎赫兰·哈希姆从小也在那里就读“马德拉萨”（意为伊斯兰宗教学校）。
2009年内战结束后，僧、泰两族矛盾有所缓和，但此时，带有“反穆斯林”性质的冲突逐渐露出水面。
“斯里兰卡的穆斯林社区成为了一些僧伽罗语佛教徒暴力、仇恨言论和经济抵制的目标，这些佛教徒声称穆斯林威胁着该岛的稳定和佛教品格。”国际危机组织斯里兰卡项目主任Alan Keenan最新撰文写道。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斯里兰卡极端佛教组织“佛陀军”(Bodu Bala Sena, BBS)在内战后的兴起，他们呼吁抵制穆斯林开的公司及其制造的产品，还有妇女的着装等。根据美国天普大学专门研究斯里兰卡穆斯林群体与内战关系的研究人员拉扎克(A.R.M.Imtiyaz)2015年的调研报告称，“一些年轻的穆斯林想要报复”，然而，穆斯林中的多数人并不赞成任何报复，因为他们普遍认为BBS是少数派，这种在面对这种挑衅时的克制受到了赞扬。
警察在Dawatagaha Jumma 清真寺附近巡逻。
“有意思的是，‘佛陀军’的大部分成员和支持者不仅来自城市地区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良好的赚钱营生，甚至还有很多来自海外斯里兰卡侨民的支持。”拉扎克的调研报告写道。
近年来，斯里兰卡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紧张的局势不断加剧，仅2017年一年就发生了超过20起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一些极端佛教团体称穆斯林强迫人们皈依伊斯兰教并破坏佛教遗迹，作为报复，他们纵火焚烧清真寺。
最近一起针对穆斯林的大规模事件发生在2018年初，引发了为期10天的全国紧急状态。冲突的起因是僧伽罗极端佛教团体在社交媒体上散播仇恨言论，随后引起双方暴力相向。
除了不同宗教之间，Alan Keenan认为，近几十年来，斯里兰卡穆斯林中也出现了极端主义声音，不过这些组织所犯的暴力行为主要还是针对其他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或佛教徒。
斯里兰卡宗教问题研究者、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生何演也持类似观点。伊斯兰教苏菲派自斯里兰卡殖民时期以来长期占主导地位，受到国际伊斯兰力量的影响后，在斯里兰卡出现的瓦哈比教派分散了其部分力量。
“极端的瓦哈比主义经常实施以奉行净化信仰和反对偶像崇拜为由的非理性行为，”他在给澎湃新闻的撰稿中提到，“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属于极端瓦哈比主义的NTJ在档案中仅有的记录是对各种不同的宗教雕像进行破坏了。”
长期研究斯里兰卡穆斯林社群问题的瑞典学者Andreas Johansson在田野调查中将这种变化进一步引向深入。在他看来，除了自身遭遇的不公外，斯里兰卡内战造成的秩序混乱，一定程度上也在影响穆斯林的生活和思想变迁，原教旨主义等极端思想也“趁虚而入”。
“我们小的时候，从来没看见过穆斯林妇女穿‘布卡’ （Burka，蒙面罩袍），但是最近的10到15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了。”斯里兰卡企业家Chaminda Rajapakse表示，Chaminda曾在联合国机构工作，圈子里不少好友都是穆斯林。
从斯里兰卡官方和媒体上披露的复活节爆炸案主谋扎赫兰的成长路径，可以进一步洞察伊斯兰极端化在斯里兰卡滋长的状况及其背后原因。
“当他12岁到这里的时候，他聪明又好学，会问很多问题。那时他十分受人欢迎，又爱社交。”扎赫兰·哈希姆曾经在东部雅米塔尔法拉阿拉伯学院学习时的同窗穆罕默德·布哈里·穆罕默德·法希姆向媒体回忆说。
忆及扎赫兰的“极端化”倾向，穆罕默德·法希姆说，扎赫兰最开始是接触了一些散播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书籍和CD，“他不再来上课了。”不仅公开反对老师的观点“过于自由化”，扎赫兰的思想还开始影响到其他同学，他因此被开除，那是在2005年，伊斯兰卡内战尚未结束，他此后不知所踪。
法新社报道说，再回到家乡Kattankudy时，他已自立门户，开始了自己的传经布道，并创办了NTJ。
据扎赫兰的妹妹Hashim Madaniya说，她和丈夫在2017年开始对扎赫兰宣扬的“道路”感到不适，因为他开始在家庭聚会中高谈“斯里兰卡是穆斯林的土地”、“不应该屈服其他人的统治”。
在法新社的报道中，扎赫兰是一个“极度暴力的人”。他甚至在一次与其他穆斯林组织的冲突中“拔剑而出”，这也招致温和穆斯林群体的反对。
“2017年，穆斯林群体有一场抵制NTJ的抗议活动，但那时候政府和官员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斯里兰卡主张温和宗教思想的穆斯林交流平台SL Muslim Memes的管理员Rafeek对澎湃新闻表示。
也正是在这一年年初，印度媒体及CNN皆报道称，在一场穆斯林内部争论引发双方爆发暴力冲突之后，扎赫兰躲了起来，并开始用社交媒体“传播极端意识形态”，直至上周，他的账号才被取缔。
斯里兰卡军事情报局（DMI）局长朱拉科迪图瓦库准将在爆炸发生后举行的媒体会上介绍说，扎赫兰已经脱离了NTJ这一极端组织，另一本土极端组织 “易卜拉欣信仰大会组织”(JMI)的135名年轻人加入了扎赫兰，组成了新的恐怖组织。
朱拉科迪图瓦库介绍说，JMI由来自富裕家庭的接受过激进主义教育的青年人组成，围绕是否应该在斯里兰卡发动一场恐怖袭击，JMI内部爆发了一场辩论，一派不支持马上发动袭击，另一派则认为应当立即采取行动。
而这135名“出走”的年轻人就是支持立即采取暴力行动的一派。
Alan Keenan观察认为，2018年12月，佛教和基督教雕像在马瓦内拉的中心镇遭到破坏，这是NTJ等本土极端组织目标可能发生变化的第一个迹象。
警方很快逮捕了一批年轻的穆斯林男子，据报道，他们参加了扎赫兰·哈希姆的课程。当警方对雕像袭击事件的调查导致今年1月在斯里兰卡西北部的一个农场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武器库时，穆斯林社区领袖们开始感到担忧。
但扎赫兰并没有被逮捕。“过去几年的政治氛围之下，警察甚至出于正当理由不愿意逮捕任何少数裔（在本次案件中是穆斯林）。”科伦坡大学教授Tilakaratne批评道，“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都警惕地看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如何出现和蔓延的……这是斯里兰卡几年前闻所未闻的现象。”
在他看来，没有外部力量的合作，本土组织并不容易在斯里兰卡生存下去。
科伦坡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Nirmal Dewasiri也认为，这次的武装组织显然有“全球思维”，而不是“本地思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其视为对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复仇的原因，“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全球性的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极端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他说。
印度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显示，扎赫兰多次与IS活跃分子联系。而近年来，也有消息传出，一些斯里兰卡的极端分子参与了中东的IS，IS在中东被打散之后，极端武装分子开始逃亡回国的消息，曾引发斯里兰卡国内的担忧。
“选择斯里兰卡（发动袭击），无非是因为斯里兰卡是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Tilakaratne告诉澎湃新闻，“如果斯里兰卡吸取教训，保持严密的安全，恐怖分子很可能会寻找更容易的下一个目标。”
他表示，并不担心斯里兰卡会重回“内战泥潭”。
斯里兰卡政策抉择中心（CPA）创始执行主任沙拉凡纳穆图（Paikiasothy Saravanamuttu）最大的担忧是，此次事件后，人们可能会以怀疑的眼观看待斯里兰卡整个穆斯林社群，将无辜的大部分温和穆斯林都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
“回到2009年，那时我希望暴力过后就是和平。但我那时错了，”瑞典学者Andreas Johansson说，“但这次，我们只能希望，此次袭击能为斯里兰卡彼此分裂的族群予以警醒，让这个刚刚从暴力中艰难逃出的国家，迈向统一。”
